作家顾艳以美国“唐人街”这个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华人聚居地为着眼点,通过对主人公米娅和她的父母、邻里、同学、老师、情人、同事、领导等多种关系的书写,探寻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的成长与自我救赎。她们曾有的理想、愿景和奋斗,以及难免的幼稚、失落与局限,更重要的是她们跌倒后的反思、警醒与认知,呈现了移民二代女性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精神、文化风貌和价值追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评价说:“顾艳以独特的视角聚焦女性、救赎、真爱等话题,阐释了中西文化的相同和不同;给海外华语文学提供了新的探索意义。”
>>创作谈:
他乡中的故乡
顾 艳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时,去过好几次旧金山唐人街,它就像植入我体内的一颗种子,经过20多年才有了萌芽的温床,从而形成胚胎发育长大,诞生了这部长篇小说《唐人街上的女人们》。虽然我写的不是旧金山唐人街,但作为华人栖身的重要族裔社区,无论在哪个城市的唐人街都承载着华人群体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并且与原乡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
早些年,我看过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唐人街》。影片故事与唐人街没有直接关系,但唐人街被打造成无法律、无道德的空间。我也看到一些美国白人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充斥着妓女、赌徒、窃贼、嫖客和鸦片鬼。这些唐人街存在的现实问题,虽然归咎于华人自身的一些弊端与陋习,但把唐人街标记为藏污纳垢的贫民窟的描写,使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备受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裔作家们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最早可追朔到林语堂1948年出版的《唐人街》,以及汤婷婷的《女勇士》和《中国佬》。若干年后,书写唐人街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当然,无论有多少作家描写唐人街,都暗含着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线索,这条线索图谱式地勾勒出华裔美国文学史的发展与变化的全景风貌。立足唐人街,关注社会底层声音,特别是女人的命运,就是我写《唐人街上的女人们》的最初想法。
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对母女的俗世生活、人生理想和她们的精神追求。20世纪80年代,母亲米鲁来美国留学,是第一代住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她恪守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身份认同与情感支撑,坚持在唐人街维系原有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然而她的女儿米娅(本书主人公)从小在美国长大,并接受美国教育。虽然在母亲的权威下,在家里说上海话和普通话,过着上海人的生活,也和母亲一样把异国他乡中的唐人街视为故乡,但她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还是离开了唐人街,不愿意再回去。
米娅的人生跌宕起伏。美貌的她是医学院学生,后来成为肿瘤医院的外科医生,有所追求又有能力,看似一帆风顺的她,內心却有着不可言说的凄苦。失败的初恋及在与同事的竞争中落于下风都给她不小的打击。她的两任男友先后居住在她家对面窗户里的同一间小木屋。当她第三次又恋上了对面窗户里的男人时,却因玩忽职守而琅珰入狱。经过人生起落后的米娅,重新审视自我,在对面窗户里那间既爱又恨的小木屋中开办了私人诊所。然而紧接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开始流行……
自从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2011年)出版后,我的小说创作停顿了十年。2020年夏,疫情宅家时,我恢复了写作,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作和发表了41个中短篇小说,选取了其中的36篇编成两本小说集。一本《极光号列车》,纯粹在场写作,揭示移民社会中人们心灵深处最深刻的孤独;另一本《阿里的天空》,用回望式的崭新视角,书写母国和故乡的故事。
编完两本小说集后,从前植入体内的唐人街种子,忽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我便多次去了我所居住的城市——华盛顿特区的唐人街。那里的一栋公寓楼里住着我的朋友,通过她,我认识了不少住在唐人街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数是上海人。好多次我走在唐人街上,望着色彩缤纷的友谊牌坊和牌坊中的272条彩绘龙,以及人行道上的生肖符号,都有一种他乡中的故乡感觉。
如今的唐人街早已不是从前的贫民窟,住在唐人街里的华人和华裔,就像我小说里的主人公米娅和她母亲一样,都是知识阶层;不仅英语流利,母语更是毫不逊色。她们拥有双重身份,如果说英语是谋生的手段,那么中文就是骨子里的情感归属。
完成初稿时,我们家小朋友参加的几个国际钢琴比赛,都得了一等奖和金奖,这让我看到了新一代的华裔正在崛起。毫无疑问,只要你足够优秀,总会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位置,华裔美国人根本不会因为是“外国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而他们又出生在美国,汉语也不是他们母语——而面临尴尬局面。
此时,我坐在书桌前,听着窗外树林中的鸟鸣,终于将它定稿了。尽管如此,我知道《唐人街上的女人们》肯定会有遗憾之处。好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的、不完美的,或者说是残缺的艺术,这也许正是我下次再出发的动力。